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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戌六君子被殺的真相?不是為維新變法而死

來源:快讀網 編輯:秩名 時間:2018-03-29

  戊戌六君子早已廣為人知,而我們所了解的“戊戌六君子”之死,是他們因維新變法失敗被捕處死。其實這只是一個表象,翻閱歷史,考證史料,有人認為他們因維新而死的結論大有問題,表象之下隱藏著一個不為人知的真相。

  “戊戌六君子”被殺因是“康黨”

  “戊戌六君子”,是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殺害的譚嗣同、康廣仁、林旭、楊深秀、楊銳、劉光第六人。1898年9月28日,朝廷下達殺害“六君子”之上諭,稱:“康廣仁、楊深秀、楊銳、林旭、譚嗣同、劉光第等大逆不道,著即處斬,派剛毅監視,步軍統領衙門派兵彈壓。”次日,內閣所奉朱諭將“六君子”之“大逆不道”的罪名具體化。

  通觀?橢跡?傲??印敝?鐨校?芙崞鵠床煌夂躒?酰?、康黨謀圍頤和園誅殺慈禧;2、“六君子”與康有為結黨;3、楊銳等人任職軍機處期間“欺蒙狂悖,密保匪人”——所謂“匪人”,其實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干人等。換句話說,“六君子”乃因其康黨身份而被殺。

  “六君子”當日被當作“康黨”而被殺;后世亦長期將其歸入“康黨”,說他們圍繞著康有為,為了戊戌年的維新變法事業而不懼犧牲。

  “戊戌六君子”被殺的真相

  “六君子”當日被當作“康黨”而被殺,是錯誤的說法。實際上“六君子”中并非所有都是“康黨”,他們之中厭惡康有為的大有人在。“六君子”中,楊銳、劉光第二人對康黨甚為厭惡;康廣仁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與康黨的關系;楊深秀情形如何,筆者尚未見可靠資料,唯譚嗣同自命與滿清為敵,故而口出“有心殺賊,無力回天”之語,從容赴死。

  楊銳、劉光第十分厭惡康黨

  楊銳、劉光弟乃張之洞門下之人。張氏素來鄙視康有為之學術,斥之為偽學、野狐禪;楊、劉二人之學術旨趣,可想而知。楊銳早年對康有為曾頗有好感,認為康氏上奏的某些條陳“透切時弊”,故于1897年12月鼓動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薦康氏去參加瑞典的“萬國弭兵會”。但到戊戌年后,楊銳對康黨的態度已轉為不滿與鄙視,在給張之洞的一封密信中,楊銳曾明言康氏“繆妄”:“近日變法,都下大嘩。人人欲得康有為而甘心之,然康固多繆妄,而詆之者至比之洪水猛獸,必殺之而后快,豈去一康而中國即足自存??……京師大老,空疏無具,欲以空言去康,何能有濟!”

  另據唐才質《戊戌聞見錄》披露,譚嗣同曾在給其兄唐才常的書信中提到,在軍機處任職期間,因楊銳鄙視康有為,譚嗣同曾與之發生過沖突:“伯兄曰:復生入值,與劉裴村一班,劉愿者,雖不奮發,而心無他。然可慮者,叔嶠跋扈,媚舊黨而排南海,復生忿與之爭,叔嶠不納。”——“伯兄”即唐才常,復生即譚嗣同,劉裴村即劉光第,叔嶠即楊銳,南海即康有為。楊銳好友高樹在其《金鑾瑣記》也記載,楊銳對同為軍機章京的鐵桿康黨譚嗣同、林旭相當不滿,私下里形容譚嗣同為“鬼幽”、林旭為“鬼躁”:“鬼幽鬼躁楊公語,同列招災竊自憂。……叔嶠曰:‘某君鬼幽,某君鬼躁,同列如此,禍可知矣。”——考之戊戌年譚、林二人行狀,譚氏與康黨多有密謀而不令楊銳、劉光第等人得知,故楊銳呼之為“鬼幽”;林旭年少輕狂,“日夜謀變更一切甚亟”,故楊銳呼之為“鬼躁”。

  楊銳擔任軍機章京,系張之洞請托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薦的結果。劉光第的情形,大致與楊銳相似,其進入軍機,同樣是借了張之洞的力量、由陳寶箴推薦的結果。但或許是因為劉雖得張之洞器重,但終非張之洞心腹之人,故而事前并不知道自己會被推薦,入職之后,也非如楊銳一般,孜孜于籌劃促成張之洞入京主持變法。但其對康黨的厭惡之情,則與楊銳一般無二。康黨開設保國會,劉氏僅前往一次,因厭惡其言論,再未有過交往。劉氏還曾在家信中感嘆:“新舊兩黨,互爭朝局(好在兄并無新舊之見,新者、舊者均須用好人,天下方可久存),兄實寒心。”所謂“新黨”,即是指“康黨”。在軍機處值班期間,為緩和新、舊矛盾,雖然光緒有關新政之奏章,一概越過舊的軍機大臣,交由新任四章京辦理,劉氏“仍以要件商諸大軍機,又曾請于德宗,為言不能潛越大軍機之權”(“大軍機”系指舊軍機大臣,相對之新任軍機四章京,則有“小軍機”之名)。

  楊、劉二人入軍機處值班不過十數天,竟被視作“康黨”而慘遭殺身之禍,當時之人,皆視作奇冤。張之洞曾急電京中,欲營救楊銳,其電文稱:“楊叔嶠者,端正謹飭,素惡康學,確非康黨,平日議論,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,弟所深知。……此次被逮,實系無辜受累”。劉光第死后,查抄其家,曾搜得彈劾康有為之奏疏一份,尚未完稿。尤使人嘆息者,楊、劉二人被捕前不久,均曾動過辭官退隱的念頭,楊銳的理由是與“康黨”無法共事——“同列又甚不易處,譚最黨康有為,然在直尚稱安靜,林則隨事都欲取巧,所答有甚不妥當者,兄強令改換三四次,積久恐漸不相能。現在新進喜事之徒,日言議政院,上意頗動……兄擬加遇事補救,稍加裁抑,而同事已大有意見,今甫數日,既已如此,久更何能相處。擬得便即抽身而退。”劉光第的理由是擔憂自己“終以憨直賈禍”,欲再被光緒當面召見一次,痛陳“新政措理失宜”之處后,即辭官歸家。

  康廣仁、林旭曾竭力擺脫“康黨”身份

  時人對林旭的評價是“年少輕躁”,其任職軍機章京時,年僅二十四歲。觀林氏對康有為之看法,多受外界環境之影響,并無定見。1897年11月,林氏致書李宣龔,談及自己與康有為的交往,稱“康長素適來,日有是非,欲避未能”,所謂“是非”,大約是此時政、學兩界之主流人物,均不齒康氏之學術與政治理念;林氏乃兩江總督沈葆楨之孫婿,以世家子弟之身份在京尋求政治機會,自不愿與名聲不佳之“康黨”扯上關系。但到了1898年5月,康氏已得光緒之青睞,林氏在為康氏之《春秋董氏學》作跋時,已不忌諱自述:“南海先生既衍繹江都春秋之學,而授旭讀之”,顯系明言自己做了康有為的學生。

  至于康廣仁,因其系康有為胞弟,其“康黨”身份似乎不容置疑。然十余年之后,汪精衛刺殺攝政王失敗入獄,碰到一名為劉一鳴之老獄卒,曾看守過譚嗣同、康廣仁等人,據劉氏對汪精衛講:當年,“譚在獄中,意氣自若,終日繞行室中,拾取地上煤屑,就粉墻作書,問何為,笑日:‘作詩耳。’……林旭美秀如處子,在獄中時時作微笑。康廣仁則以頭撞壁,痛哭失聲曰:‘天哪!哥子的事,要兄弟來承當。’林聞哭,尤笑不可仰。既而傳呼提犯人出監,康知將受刑,哭更其。”獄卒之言,當屬可信,早在政變之前,康廣仁就曾致信友人,抱怨過康有為一意孤行,大事難成:“伯兄規模太廣,志氣太銳,包攬太多,同志太孤,舉行太大,當此排者、忌、擠者、謗者盈衡塞巷,而上又無權,安能有成?”至于林氏之“時作微笑”、“笑不可仰”,未必是凜然不懼,因林氏參與了“圍園殺后”之密謀,事變前也曾四處求救未果,至此應該對自己之最終命運了然于胸,已不必如康廣仁般“以頭撞壁”。

  楊深秀當作“康黨”因與康有為過從甚密

  楊深秀以御史身份被當作“康黨”而遭到殺害,與其戊戌年和康有為過從甚密有關。楊銳在給張之洞的密函中,曾提到:“此時臺諫中,惟楊深秀、宋伯魯最為康用,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。”戊戌年,康有為寫了許多奏章,大多以楊深秀、宋伯魯二人之名義呈遞;結果是楊深秀被殺,宋伯魯逃到外國使館得免一死。楊氏被殺的直接原因,是他于9月19日呈遞了康黨擬定的一份涉及武裝政變計劃的奏折。奏折中,不但要求光緒調袁世凱軍隊入京,還提議聘請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為新政顧問,甚至建議皇帝考慮與英、美、日三國“合邦”;而最讓慈禧心驚膽戰者,莫過于該折附片中要求開掘頤和園內的“秘密金庫”,并請皇上準募300人,于9月23日正式發掘——所謂“秘密金庫”,根本子虛烏有,“康黨”編造此一謠言,說開掘“秘密金庫”可以為變法提供必需資金支持,乃是為了完成其“圍園殺后”計劃——此前,譚嗣同已致信唐才常,要他帶會黨人馬秘密入京,目的就是偽裝成掘金工人,入園起事殺死慈禧。楊深秀卷入此種密謀,其被慈禧定為“康黨”,并無誣枉。唯楊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遞之奏折的個中玄機,尚未敢斷言。

  譚嗣同自命與滿清為敵

  事實上,所謂“戊戌六君子”,唯有譚嗣同一人,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,且確實愿意為之而死。今人多將譚氏歸入維新派之列,實際上,早在入軍機處之前,譚氏即已深植強烈的反滿立場。

  以其著作《仁學》為例,因反滿思想激烈,生前僅梁啟超、章太炎等有限幾位好友得見。其中如此寫道:

  “成吉思汗之亂也,西國猶能言之;忽必烈之虐也,鄭所南《心史》紀之;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,不愈益悲乎!《明季稗史》中之《揚州十日記》、《嘉定屠城紀略》,不過略舉一二事,當時既縱焚掠之軍,又嚴薙發之令,所至屠殺虜掠,莫不如是。即彼準部(準格爾),方數千里,一大種族也,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籍,其殘暴為何如矣。亦有號為令主者焉,及觀《南巡錄》所載淫擄無賴,與隋煬、明武不少異,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《大義覺迷錄》也。臺灣者,東海之孤島,于中原非有害也。鄭氏據之,亦足存前明之空號,乃無故貪其土地,攘為己有。攘為己有,猶之可也,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,一旦茍以自救,則舉而贈之于人。其視華人之身家,曾弄具之不若。噫!以若所為,臺灣固無傷耳,尚有十八省之華人,宛轉于刀砧之下,瑟縮于販賈之手,方命之曰:此食毛踐土者之分然也。夫果誰食誰之毛?誰踐誰之土?久假不歸,烏知非有。人縱不言,己寧不愧于心乎?吾愿華人,勿復夢夢謬引以為同類也。夫自西人視之,則早歧而為二矣,故俄報有云:‘華人苦到盡頭處者,不下數兆,我當滅其朝而救其民。’凡歐、美諸國,無不為是言,皆將藉仗義之美名,陰以漁獵其資產。華人不自為之,其禍可勝言哉?”

  正因為譚氏有如此強烈的仇滿情緒及“十八省華人”意識,戊戌年之前,他曾屢次言及新疆、西藏、滿洲、蒙古、青海等地均可賣給英、俄等國,以籌措資金作變法之用;更對當時倡導“保中國不保大清”之康有為一見傾心,執弟子之禮,且與康黨秘密籌劃“湖南自立”。也正因為此種革命黨立場,為自身安全計,譚氏曾想買一個外國功名作護身符。1896年12月,譚嗣同致信汪康年,打聽外國人開捐功名之事,準備買捐受外國人保護。譚氏說:“傳聞英、俄領事在上海開捐‘貢’、‘監’,捐者可得保護,藉免華官妄辱冤殺,不識確實否?保護到如何地步?價值若干?有辦捐章程否?嗣同甚愿自捐,兼為勸捐,此可救人不少……嗣同求去湖北,如鳥獸之求出檻縶;求去中國,如敗舟之求出風濤;但有一隙可乘,無所不至。若英、俄之捐可恃,則我輩皆可免被人橫誣為會匪而冤殺之矣。伏望詳查見復。”

  對譚氏之政治立場,張之洞似乎有所察覺。譚氏應召赴京,過湖北見張之洞,張氏曾語帶譏諷,謂譚氏:“君非倡自立民權乎,今何赴征?”革命黨人章士釗深悉譚氏戊戌年進入軍機之真意圖,章氏稱:“(譚)嗣同(唐)才常,與(沈藎)談天下前局,其旨趣雖有出入,而手段無不相同。故嗣同先為北京之行,意覆其首都以號令天下。……以嗣同天縱之才,豈能為愛新覺羅之所買,志不能逮,而空送頭顱,有識者莫不慨之。”譚氏之絕命詩有“留將公罪后人論”之句,《仁學》中謂:“謀反,公罪也”,此乃譚氏臨終,隱晦表示自己乃為反滿革命而死,非為維新而死。

  縱觀上述所述,“戊戌六君子”都并非因“康黨”身份以及維新變法一事被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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